郑红旗书记的任命在会议讨论中一路绿灯，即将荣升为副市长，并兼任曹河县委书记，这无疑是仕途上的一大飞跃。然而，与此同时，按照市纪委的要求，棉纺厂纪委对柳如红作出了行政记过、调离原岗位的处分决定。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却在东原官场和商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为了这件事，周海英特意约见了杨伯涛。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迎宾楼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气派。宴会厅内，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红木餐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却无人动筷。
周海英一脸歉意地坐在杨伯涛对面，他的眼神中满是愧疚，手指不停地摩挲着桌布，仿佛想要抚平内心的不安。“杨厂长，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他的声音略带颤抖，“我本是好心，想着资助郑红旗书记改善生活，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你一定要把话带到，特别是跟柳如红说清楚，我周海英从来没有要给他们添堵的想法。” 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自责，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挤出来的。
杨伯涛皱着眉头，脸上写满了无奈。他重重地靠在椅背上，这事倒是让自己有了和周海英讨价还价的机会。
杨伯涛故作为难的说道：“这事除了退钱，纪委还明确要求我处理柳如红。周会长，我可告诉你，这件事把我害惨了，你说平时我和柳如红郑红旗两口子的关系不错，这事一出，我也是彻底把人家两口子得罪了。”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委屈和抱怨，“我本来想把柳如红调到厂办当主任，没想到现在是人也得罪了，各方关系也搞僵了。” 说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中满是苦涩。
周海英看着杨伯涛满脸的愁容，只能轻声宽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搞了这么一封举报信，把大家都弄到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关键还是有人在从中作梗。”
一旁陪同的丁刚局长拍着桌子，在安静的宴会厅里格外刺耳。他怒目圆睁，满脸通红，大声说道：“妈的，群众里面有坏人啊，杨厂长，我高度怀疑，就是你们厂的人，把消息泄露出来的，我们公安局直接去查，看看是从哪个邮局寄出来的。”
听到这话，魏昌全脸色阴沉，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他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茶杯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丁局，这些东西哪有那么好查？根本就查不出来。我看棉纺厂还是要加强内部管理，别让一些核心消息随意泄露出去嘛。”
杨伯涛更为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的肩膀微微下垂，整个人显得无比疲惫。“我给你们说，你们都不相信，这消息根本不可能是我们厂出去的，厂里知道这事的，就三个人，一个柳如红，一个我，还有一个和你们对接的财务科长，财务科长，那是我的小姨子啊，嘴严的很，就是市纪委找她问话的时候，她都没有说半个字，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去说那？问题肯定处在你们龙腾公司!”
周海英也是怀疑过，这个问题到底出在那里，自己不是没怀疑过自己人，但是王曌说的对啊，公司的人何必关心这自己的钱给了谁那？更何况公司知道这事的，也就是财务上的人，其他人也是不知道。”
周海英看着在座的人，心里暗道，除了公司的人，也就这个桌子上的人知道这事，该不会是这个桌子上的兄弟，把这消息举报了吧。想到这里，周海英不动声色的看了在座的人，目光就落在了魏昌全的身上。
杨伯涛今天来，倒不是为了柳如红的事，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杨伯涛道：“现在问题更复杂了，上面要对我们棉纺厂进行调查。这把目标直接对准了我们厂，周会长，我今天来找大家，主要就是为这事。棉纺厂已经经历过一次审计，没什么大问题，纪委何必还要调查我们呢？还请周会长给我们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柳如红都已经调到工会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了，没必要再调查我们了吧。” 说着，他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周海英，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周海英没想到事后还有这么一出，市纪委竟然盯上了棉纺厂，这让他十分意外。他瞪大了眼睛，微微张开嘴巴，略显讶地说道：“哎呀，老杨啊，你的意思是市纪委要去棉纺厂搞调查？”
杨伯涛点了点头，神情凝重地说：“是啊，而且来的很快，我们都接到通知了，下周一就要进驻，说是要对我们进行定点督查，看看企业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次是市审计局和市纪委联合组成的督导组进驻棉纺厂。周会长啊，这不是对我们打击报复嘛。”
周海英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无奈的苦笑：“乱套了，乱套了，你看现在的政府，督导组满天飞，考核组遍地走。个个都有尚方宝剑。” 他眼神中满是感慨，回忆起过去，“以前啊，我不是自吹，我父亲主政东原的时候从来没搞过这个组那个组，都是走正常渠道。这都快搞成锦衣卫和东厂了。”
杨伯涛深有同感，叹了口气说道：“谁说不是啊？关键是周会长，你是当过国企一把手的，你应该知道国有企业营收不好说，它现在和市场有很大关系。谁不想企业营收好？但是国有企业活力差，程序多，这也不是我们棉纺厂一家亏损，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原因嘛。”
周海英心里清楚，任何国有企业的亏损，市场是主要原因，但有些企业领导干部也起了关键作用。不过当着杨伯涛的面，他自然顺着他的话来说，毕竟自己刚刚欠下一个莫大的人情。现在看来，纪委之所以盯上棉纺厂，确实和调查柳如红很有关系，说是柳如红这事才引起了纪委书记林华西的注意。
“哎呀，这件事啊，实不相瞒，这个林华西到了东原之后，刚来的时候，没什么纪委书记的经验，自己都搞得晕头转向。现在啊，不像刚来的时候，现在这纪委书记当得有模有样。我看，这林华西仗着和省政协的邹镜堂关系，有些想大刀阔斧收拾干部的想法啊。” 周海英说道，“你看看年初的时候，审计局把审计清单拉出来，纪委可没客气，涉及处理的干部前前后后有二三十个，都是处级干部。东原哪个领导身上没处分啊？所以我建议，这件事你也不要太当回事，现在不是说了吗？没有处分的领导，人生是不完整的。”
丁刚在旁边补充说道：“杨厂长啊，你这个位置太‘管火’了，3000 多人的大厂，分厂有七八个，下属机构有分厂、办事处、车队、生产车间，你这就是‘土皇帝’，肯定有人盯着你的位置。” 他斜靠在椅子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杨伯涛，“我看杨厂长，你这位置可是'三千人的土皇帝'，多少人眼红？要我说，不如'早坦白，早上岸'，主动递个辞职报告，'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在东原官场，有一场不成文的规则：在组织调查之前，如果能主动向组织坦白问题，组织上基本上会算作坦白自首；坦白自首后，若再写个辞职报告，把位置交出来，基本上就不再追究责任。这也是不少干部的最后一步，大不了就写辞职报告。
听到这话，杨伯涛脸上露出尴尬之色。他低头盯着手中的酒杯，手指无意识地在杯壁上划着圈圈。按照企业破产法，棉纺厂已经亏损到第四年，如果熬过今年，就亏损五年，从法律层面就可以进入破产程序。东原各地已有不少企业处在破产边缘，大多处于停产状态。持续亏损下去，明年就可以实施停产。像棉纺厂这样的大厂，若停产两年，政府根本承担不起这么庞大职工的工资支付，最后肯定还是要走破产这条路。到时候，自己就可以联合几个朋友，以极低的价格将棉纺厂变成私产。这如意算盘都打到一半了，却杀出一支纪检队伍，这是杨厂长无法接受的。想着上次审计就是沟通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了财务科长，给分管副厂长一个行政记过处分，就把问题扛下来了。
“周会长，情况不一样啊。” 杨伯涛抬起头，眼神中满是恳切，“我在棉纺厂工作一辈子，对棉纺厂有感情，而且棉纺厂刚刚购置了设备，明年就有可能起死回生。”
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这个时候让我下来，我倒不是贪图厂长这个位置，我是担心这 3000 职工该怎么办？3000 职工背后是 3000 个家庭，还有不少厂里的职工是双职工、三代棉纺人。他们都是为东原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的，这要是企业停产，包袱不都甩给政府了？周会长，咱们可不能办这种事啊。”
如今，魏昌全兼任着农业局的党组副书记和农业开发总公司的一把手，也深感企业生存的压力很大。他放下手中的筷子，神色凝重地说道：“杨厂长都是自己人，别唱高调了，说什么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难道政府没给工资？我说句实话，但现在这事你找周会长意义不大吧？我觉得你应该找分管副市长臧登峰，把问题交给他，让他拿到市政府研究。杨厂长，3000 人的大厂，经营上可不敢出问题，这要是出了问题，会引发社会性动荡的。市政府会想办法的。”
杨伯涛何尝不知道会引发社会性动荡？但是，动荡也是杨伯涛几人计划的一部分。从正常经营来讲，企业确实勉强能实现盈利，但是杨伯涛心里清楚，棉纺厂作为 3000 人的大厂，如今真正在一线从事生产工作的已不足 1000 人。棉纺厂是 1955 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运转了接近40年，第一批参加工作的职工已经退休，这些职工的养老问题都由棉纺厂承担，这部分工人大概有三四百人。随着时间推移，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包袱会越来越重。
另外，整个棉纺厂下属六家直属厂和配套厂，大小厂长、各级行政、工团妇青等二级机构的部门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加起来，还有四五百人。整个棉纺厂有不少关系户和吃空饷的人，名义上是棉纺厂职工，实际上棉纺厂领导连人都没见过几次，只拿工资不干活。这样的特殊群体严重影响了棉纺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 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凭什么这边累死累活，那边班都不爱来，照样拿一样的工资？棉纺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极差。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守自盗也非常严重。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管理上的问题。杨伯涛在几年前还是把棉纺厂弄得风生水起，各项工作在市里面名列前茅，后来之所以没了斗志和干劲，是因为外界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同样干纺织、当厂长，规模小的私人厂老板一年都能挣几万、十几万，而自己当大厂厂长，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每个月拿到手工资不到300块钱，还不如一个南方民营厂小工的工资高。再加上东北的破产潮，这让杨伯涛觉得，如果能将棉纺厂变成私营企业，自己完全有能力可以盘活企业，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撤销没用的机构，开除吃空饷的人员，留下真正干活的老职工，那时效益也会好一些。当然，杨伯涛这样想，最终目的还是想自己多挣些钱、捞些实惠，不然一旦退下来或退休，棉纺厂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杨伯涛一边喝酒，一边又与几人说了些好话。酒杯在众人手中传递，酒精的作用下，气氛愈发凝重。周海英此刻欠杨伯涛一个人情，他咬了咬牙，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行，我愿意去市上试试，到底能不能成，还要看市纪委书记林华西会不会卖自己的面子。” 说罢，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散场之后，周海英看向了魏昌全，说道：“昌全，你跟我出来一下……。”
第二天，飒飒秋风裹挟着些许凉意，掠过东洪县的大街小巷。前一日与环美公司的座谈和谈判略显松散，双方团队的讨论漫无目的，与其说是招商谈判，倒不如说是一场普通的交流。虞家林虽未明确反对，但投资意向始终模糊不清。为了拉近与虞家林的距离，同时也为了慰问那些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战友们，我决定带着他前往民政局，并通知了在东洪县参加过南越轮战的几个老战友，让他们到民政局集合。
彼时，县民政局会议室里，一场退役老兵座谈会正在紧张筹备中。民政局长李正君快步走进会议室，目光扫过略显凌乱的布置，眉头瞬间皱起，语气中满是怒意：“昨天晚上就通知了，毛主任，你看看，为什么现在还没布置好？”
民政局办公室毛主任四十出头，脸上略显沧桑，身形微微瑟缩，脸上堆满怯生生的笑意，解释道：“哎呀，李局长，这属于计划外动作，超常规任务啊。谁能想到县长突然要跑到咱们民政局来开会？我们根本没准备，这些桌牌都是现做的。横幅，不也是只有现请人来写。” 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和委屈。
李正君脸色依旧阴沉，沉声道：“这是县长到东洪县以来第一次到民政局，虽然突然，但也是对咱们民政局干部的关心。你们抓紧时间收拾。横幅什么时候到？”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焦急与期待。
毛主任苦笑着，无奈地说：“我们和政府办对接过了。昨晚 11 点，县政府的韩主任才回复标题内容。今早我们就找人去写了，现在还没送来。” 话语间满是对时间紧迫的担忧。
李正君抬腕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 9 点半，他语气严厉地放下狠话：“10 点钟横幅必须挂上，如果挂不上，你们两个就自己当横幅挂到墙上去。” 说完，转身大步离开会议室，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敲打着每一个人心头。
待局长离开，办公室的几个干部忍不住围到毛主任身边，小声问道：“毛主任，局长今天怎么了？平时挺沉得住气，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
毛主任苦笑着叹了口气，解释道：“现在县里当领导，哪个压力不大？你看二官屯乡的书记田利民，还是李局长的老领导，根子深多了，说写辞职报告就写了；教育局长吕振海，到现在工作都没着落。县长是个有脾气的人，不留情面的，大家，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这话语中既有对局长压力的理解，也有对当前局势的无奈。
有同志小声抱怨道：“又不是八一建军节，刚搞过座谈，现在又搞，还搞慰问，真不知道县长怎么想的。”
毛主任连忙叮嘱：“少抱怨，多干活。等会儿局长再来，都来了八 趟了，横幅还没拿来，我这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估计就是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