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拿着男儿的头前去进见楚王，楚王非常欣喜。侠客说：“这就是勇士的头，应当在热水锅中烧煮它。”楚王依照侠客的话，烧煮头颅，三天三夜竟煮不烂。
头忽然跳出热水锅中，瞪大眼睛非常愤怒的样子。侠客说：“这男儿的头煮不烂，希望楚王亲自前去靠近察看它，这样头必然会烂的。”楚王随即靠近那头。
侠客用雄剑砍楚王，楚王的头随着落在热水锅中；侠客也自己砍掉自己的头，头也落入热水锅中。三个头颅全都烂在一起，不能分开识别，人们就把那锅肉分成三份埋葬了，所以通称为“三王墓”，在现在的汝南北宜春县境内。
西汉刘向《列士传》与《孝子传》两传记载，内容一致，由干将莫邪铸剑——干将隐匿雄剑——晋君怒杀干将——赤比欲为父报仇——客助赤比杀王五部分情节组成。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干将莫邪的传说情节较《列士传》丰富。其中铸剑部分，增加了“莫邪断发剪爪投炉”的情节。
同时，补充交代了铸剑所用原材料铁器的出处，使铸剑情节更为详瞻，独立成章。复仇情节较早先版本更为生动，新增设了人物间的对话：眉间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问曰：“子眉间尺乎？”答曰：“是也。”
“吾能为子报仇。”尺曰：“父无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答曰：“须子之头并子之剑。”尺乃与头。客与王。王大赏之。即以镬煮其头七日七夜，不烂。客曰：“此头不烂者，王即临之。”王即看之，客于后以剑斩王头入镬中，二头相啮，客恐尺不胜，自以剑拟头入镬中，三头相咬，七日后一时俱烂，乃分葬汝南宜春县并三冢。
此处不仅增添了眉间尺与山中行客之间的对话，而且增加了“二头相啮”、“三头相咬”的情节，使原本有些薄弱的煮头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变幻莫测，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这一情节使文本在最后收尾处达到高潮。《吴越春秋》对干将莫邪故事的创作极大丰富了《列士传》的内容，是一次成功的再演绎。
今本《吴越春秋》中将干将莫邪故事分割成铸剑、复仇两个部分，铸剑条列入《阖闾内传》，属正文，复仇条则收录进佚文部分。《太平御览》卷三六四引《吴越春秋》与此相同，铸剑条收在《兵部七十四·剑中》，复仇条收在《人事部五·头下》。两者在细节处的出入：铸剑中明确提到干将莫邪是为吴王阖闾铸剑，而复仇中眉间尺的复仇对象却是楚王。
晋代，是干将莫邪传说定型时期。干宝《三王墓》、萧广济《孝子传》等关于干将莫邪传说的全部情节均已出现，同时铸剑与复仇故事发生的国家与人物也趋于统一。
《搜神记》中的记载故事完整、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新增了楚王请相剑师相剑的情节，使干将被杀的原因更加具说服力。眉间尺欲逃亡后，补充了其“入山行歌”和“哭泣”的情节，为客的出场提供理由，也符合眉间尺尚且年少的身份和父仇难报的心境。
在眉间尺献头和楚王煮头中增加了其尸“立僵”与“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的内容，显示出眉间尺勇猛轻死、大义凛然和对楚王的仇恨，眉间尺这一形象在此版本中显得鲜活、饱满、生动。干宝《搜神记》很好地表现出创作者的情感倾向，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这一版本可称成熟。
与干宝《搜神记》差不多时期的还有萧广济的《孝子传》，这也是一个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相较其它版本，新增了“楚王夫人抱柱生铁”与“两剑分离雌雄相忆”的情节，前者乃与“貘”与“蠪蚳”神话传说相关，后者则受到阴阳观念中“对立”与“融通”思想的影响。
晋代另一个与干将莫邪传说有关的故事是张华、雷焕发现宝剑。内容本身，也可作为复仇故事的后续。同时，张华、雷焕故事与“宝剑分离雌雄相忆”情节也有一定渊源关系。晋代，干将莫邪铸剑与复仇传说中的情节已全部出现，此后的版本均是依次为底本的演变。
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杂史杂传作品的出现，干将莫邪传说逐渐从原有的故事背景中脱离，具有神仙道术意味，原本的现实性、反抗性被削弱。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采“铸剑”传说，兼采《晋书·张华传》中张华、雷焕之事成文，无眉间尺复仇一事。增加了干将乘宝剑飞去的情节：
其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剑仙矣。使者还报，吴王叹息，自此益宝莫邪。
莫邪以人殉剑投炉而死，干将乘剑飞去，则复仇情节完全没有存在的空间，原本铸剑与复仇故事中的严肃意义和反抗性、斗争性消失殆尽。干将莫邪传说的历史价值、现实色彩越来越弱，故事性、神异性则越来越强。
《说岳全传》记载的故事与干将莫邪传说一致，但铸剑师的姓名却是欧阳冶善，宝剑的名字叫“湛卢”，煮头情节的结尾头结成了莲子，吃了可长生不老。作者钱彩为增强故事性、传奇性，将原本属于干将莫邪的传说移入文本，增加了《说岳全传》中剑的神秘色彩，增添了史传小说的魅力，结尾处的改编带有浓厚的道术色彩。干将莫邪传说从原有的历史背景中脱离。
先秦文献对干将莫邪归属均指向吴国。后世的铸剑和复仇传说有晋王、楚王、韩王、吴王等多种异说，纷繁的异说主要出现在“复仇”故事。应该说以“铸剑、复仇”为主要内容的干将莫邪传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东南部的吴、越、楚三国战乱的社会现实，是“铸剑、弑君”历史的文学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