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列强各国、北方各省如何看待南京城里国会上这场龙争虎斗，反正中华共和国的第二次国会大选如期举行了。上一次的大选其实是革命党自说自话，直皖奉系的军头们除了战场对于这种文人游戏并不感冒，吴宸轩虽然手下文臣如过江之鲫，但是他却没有和清廷决裂，而是选择了中立的路子，所以国会中也没有几个人是他的代表。要不是革命党的人手被杀的杀，走的走，没剩下多少，第一届国会都有可能被乔帮主搞成众正盈朝的局面，这才让国会里充斥着不少还留着大辫子的遗老遗少、立宪派的士绅、还有资助过革命的大资本家们，乔夫一直以来和清廷斗、和袁大头斗、和曹锟斗、和吴宸轩斗、现在更是党内斗争加上南北之争斗得不亦乐乎。可以说除了没有和日本友邦斗争之外，乔夫称得上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圣斗士了。
不过这次的斗争，乔夫真心没有底啊。宋遁初本来就是革命党的一位主将，又是多年的国会内革命党的扛旗人，他的国会议员的号召力和议会斗争经验是党内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的。这也是为什么黎菩萨和汤化龙等立宪派会主动推举他当公民党的党魁。相比刚刚成立的公民党热火朝天的宣传和竞选串联，革命党在国会里的人手不少，却没有组织者，胡传儒也是临时赶鸭子上架，几天下来原来的支持者被宋遁初挖去不老少，就连革命党内部签过宣誓效忠乔夫的效忠书的家伙们都要投靠立宪派的风向。
北方的霸主吴宸轩吴大爷陪着老婆大人逛街之后，过上了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故事也到此为止了？当然不是，实际上看着坐山观虎斗的吴宸轩，南方记者的心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不在例行的季度记者会上，国防部的访谈变成了记者对于吴宸轩时局看法的拷问会，吴宸轩关于“殷切期望国会诸公能秉持团结友爱，求同存异，同舟共济，为建设富强、民主、发达、文明的新中华而奋斗的精神”捐弃前嫌，两党搞好合作和监督，不管谁执政谁在野都要记住作为中国政党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宗旨。吴宸轩这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态国人让南方的革命党报纸非常的气氛，怎么着，我们惩治一小撮叛徒还提升到了破坏安定团结，危害国家利益的高度了？你也别装孔圣人，你的底子也不清白，大哥莫说二哥。
一位《革命论坛》的报纸记者问到，国防军不是对外保卫祖国吗，怎么在国内折腾的环视，对于侵占我国领土的日俄列强却退避三舍，这是何道理？
吴宸轩当然早有准备，把土匪的危害分析了一套一套的，从违法乱纪，扰乱治安到残害生民，分裂国家都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这位记者可不是为了让吴宸轩来做剿匪意义的报告的，他就把秦岭地区几股接受了南京政府委任的坐匪被国防军连根拔起的情况说成是国防军排除异己，肆意屠杀革命政府官吏的反动行径。
“这位记者先生，您怎么判读这些被国防军剿灭的是合法的地方官吏而不是土匪呢？”
“哼，总长先生，您认为土匪会有权利去征收地方的税收吗？”这位记者拿出了孟三春等坐匪在当地收税的税票，还有山阳县衙税收收支的明细账，举在手上翻的哗哗作响“总长先生，一个土匪的话，他可能作为政府在地方上收税吗？而且他的税收除了用于军备之外，还用于整修县里的设施，修桥铺路，土匪会管理地方建设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政府的正常收支情况吗？”
“谁说不会？”吴宸轩还没开口，旁边的徐菊人开口了，本来老徐是在这里旁听的，毕竟他并非国防军的一员。不过这个革命党的胡搅蛮缠让老徐也忍不住开口了。
“首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或者姑且叫税金，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曰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徐菊人已经在青干院听过几个月的课程，对于这种MPA的理念非常熟稔，信手拈来，把那些个只会喊口号的革命党震得一愣一愣的
“其实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5万美金的年薪雇了总统威尔逊，大英帝国的子民以3.5万英镑的年薪雇了英国首相阿尔奎斯，而中国历代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前明的崇祯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中国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当时的英国，就算阿尔奎斯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1万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依此而论，阿尔奎斯首相家吃掉的1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支——估算一个大概。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51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大米，约折2.2万美元。考虑到免税和物价变动因素，与英国首相的年薪相差不远，相当于崇祯夫妇半个月的伙食费。”
“所谓法酬，在帝国制度中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即崇祯比普京或克林*顿多出来的收入；二是官吏们通过潜规则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类似股东收益，那是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流血牺牲打天下换来的。官吏的潜规则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额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私下交易所得，这种灰色收入虽然不那么合法，但这笔账却不能不算在皇帝头上。”
“我们再看看明末巨寇李自成在“流寇主义”时期，一路烧杀抢掠。《明史纪事本末》说：“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觉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盘。于是行为大变。“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那么您说李自成到底是流贼头目呢，还是仁义之师的领袖呢？这个问题不好答吧。事实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团的好领导。作为暴力集团头子，李自成始终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贼烧杀抢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进城后秋毫无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长期法酬的最大化。”
一番话说的革命党的记者目瞪口呆，连吴宸轩也刮目相看，没想到这位老官僚居然如此深刻的思考了政府与社会，统治者和国家的关系，他能清醒的认识到统治阶层对于社会利益的超额攫取是必然的，但是也是必须有节制的，这让吴宸轩觉得不枉自己把大多数政务都压给这位老臣子是对的。
“所以我们北方联省自治政府清醒的意识到，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必然责任，为了维护好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征收税款必须程序合法、设计合理、征收有度、使用有法。才能真正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这这里我提前向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北方联省自治政府决定在共和五年开始，在北方各省内推行税收听证会和税收使用情况公众监督机制，届时还欢迎诸位无冕之王能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我方的税收分配和使用。在这里老朽先谢谢大家了！”说完一个罗圈揖，让众位记者好感顿生。
人家北方敢拍胸脯说税收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您这伟光正的中央革命政府还好意思的横征暴敛加上暗箱操作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下子各地的抗捐抗税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了，恨得正在比拼内力的乔夫乔帮主和新晋的宋遁初宋大掌门牙根痒痒，您这工商业发展的不亚于米英鬼畜，奥，合着您把政府收入的大部分都转移到国有单位的盈利上了，对税收的依赖自然下降了。南方的工商业大都和北方的两大商会联系密切，想让他们拿出银子来养着一帮嘴炮党魁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第二季国会争夺战在一片阴霾中开战，第一回合的初选，公民党毫无疑问的当上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然后宋遁初才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一个泥潭，不过更大的危险悄然袭来，而宋遁初还没有察觉到而已。
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