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奉先托李纳带到京城的一封书信，掀起轩然大波。凭着这封书信，李纳见到了当朝宰相元载，并被安排在相府对面的馆驿之中，一日三餐都有奴仆伺候。
元载贵为宰相，却不是什么忠直有气节的名臣。他与皇帝身边的一帮宦官结交，靠着宦官们的内外照应，他往往能准确揣度皇帝的喜怒哀乐，因此甚得欢心，仕途如日中天。元载认为，宦官是他扶摇直上、屹立不倒的坚实依靠，唯有巴结讨好，他才能在这个杀机四伏的官场混得顺风顺水。正因为如此，骆奉先的一封书信，在他眼里比圣旨精贵千百倍，而负责送信的李纳，他也是十分款待。
接到信件的第二日，元载峨冠礼服入朝，威严端庄跪拜，义正辞严上奏：“骆大人的书信，铁证如山，坐实了朔方行营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反状。”启奏完仆固怀恩的罪状，不忘称颂骆奉先的功德：“骆大人深入险境、辗转奔波、监察四方，令叛贼『奸』党无所遁形，实在是赤胆忠心、上照日月。”
代宗皇帝反复阅读这封揭发信，陷入两难境地。他心下揣度：“仆固怀恩手握朔方重兵，平定安史之『乱』建下丰功伟业，威名震动朝野。况且，仆固怀恩本是回纥人，他两个女儿嫁与回纥，而回纥的新可汗登基不久，他的女儿更是荣升为‘可敦’（相当于汉人的皇后）。朔方与回纥过从甚密、互为依倚。朔方兵马结交回纥盘踞西北，对朝廷是个莫大的威胁。仆固怀恩倘若真的谋逆，我大唐有谁制得住他？”
给大唐带来深重威胁的，岂止回纥与朔方？其时，吐蕃国势强盛，不断在西边并吞疆土、虎视眈眈。代宗登基时，吐蕃已越过葱岭，尽收河西九曲之地，唐朝不仅大片山河不复为己有，就连都城长安也在吐蕃的视线之中。
代宗的父亲肃宗在位时，吐蕃就趁着安史之『乱』，长驱直入直捣长安，幸亏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出奇计，方才收复。吐蕃版图扩张，雄踞丝绸之路，已和回纥接壤，两国交往密切，对唐朝形成合围之势。代宗皇帝深深忧虑：仆固怀恩若联合回纥、吐蕃杀过来，朝廷力量薄弱，无力抵御，藩镇势力又已根深蒂固，不受朝廷调遣，江山社稷岂不要断送在自己手中？代宗皇帝不愿把局面搞僵，因此不愿同仆固怀恩把脸撕破，只得使用怀柔之术，安排使者传达圣谕、赐予钱粮马匹，小心安抚朔方军马。
有唐一代，自玄宗高力士起，宦官势力崛起，逐渐执掌军政大权。到代宗之时，宦官愈发猖獗。满朝文武都忌惮宦官势力，尤其是京城的官员、百姓无人不知，宦官若与哪位大臣结下梁子，必定无所不用其极，势必将其连根拔除。
事实正是如此。曾经统领天下兵马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李光弼，被宦官鱼朝恩、李辅国等人谗毁，纷纷被卸去官职、解去实权，险些被坑害至死。郭子仪的祖坟曾被鱼朝恩铲平，但他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和仆固怀恩同样立下赫赫军功的来瑱，则早被鱼朝恩、李辅国害得身首异处。时世推迁，李辅国、鱼朝恩死的死、老的老，可是新宦官势力不衰反盛，新的宦官围到了代宗身边，上演着同样的故事，只不过现在故事的主角变成了骆奉先一干人等。
元载深知，骆奉先一心要置仆固怀恩于死地，而代宗皇帝一味采取怀柔策略，骆奉先肯定不会悦意。他不悦意，自己便过不了太平日子，这个宰相便不能顺利当下去。因此，元载又向代宗皇帝密奏：“扫平朔方军马，其实不用大兴征伐，只要传下圣谕，宣仆固怀恩进京，在京城将他拿下，交付有司、核定罪名，大事可定。”代宗皇帝犹疑不定，元载便借骆奉先之名一再怂恿，皇帝终于发话：“依爱卿所奏，速去办来。”
元载领命，拟了一份圣谕，盖上印玺，交与使者带到朔方，宣召仆固怀恩进京面圣。仆固怀恩与部下商议一番，知道这是朝廷设下的圈套，于是当着使者的面将圣谕扯碎。仆固怀恩将使者关在狗笼里饿了三天，写下一封书信，用蜡封好，扔给使者，说道：“老夫饶你不死，放你返回京城。这封书信，你交与元载老儿，要他面呈圣上！”
使者逃回长安，将信交给元载。元载打开书信一看，满纸皆是激愤之语、怨恨之词。仆固怀恩在信中陈情自表，具奏自己有六条罪名，但实际条条指责朝廷任用宦官、听信『奸』佞、迫害忠臣，致使君臣失心、社稷危亡。元载急匆匆奏报代宗皇帝，口声声说道：“骆大人所言不诬，仆固怀恩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目无圣上、怙恶不悛，不是要谋逆作『乱』又是要作甚！”
皇帝沉『吟』不语——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仆固怀恩如果真的兴兵造反，只恐天下再度将陷入大『乱』，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只得继续使用怀柔之术，对仆固怀恩万般安抚，希望他诚心悔过，不要与朝廷对抗。
元载见皇帝如此柔弱，而仆固怀恩又不肯奉旨进京，也不好再三相强，只得修书一封，将事情经过报知骆奉先。骆奉先看罢书信，冷冷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元载也不再提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只是小心翼翼处理朝中事务。恰巧鹿友先生当日在青州拟制的文书送到桌案上，那封文书写得很明白，请求朝廷降恩，免除青州紫帐山一干人犯的死刑，将他们贬为奴隶，转到关西垦田农耕。元载匆匆看过，便批了两个字：准奏。这种小事，都由他代为批办，不用秉奏皇帝定夺。
批复文书飞出长安，在驿道上驰传，终于落到腊口使商克捷、捉钱令使曾善治手中——元载批复的是，让他们二人去办这趟差事。商克捷、曾善治此时游于魏州、相州一带，接到朝廷的批文，不敢迟延，一路飞奔抵达长安，去户部挂了号，便正式承担起这项贩运奴隶、转移人口的使命。
商克捷、曾善治离开长安，往东进发，官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不绝——多半是从长安城里往外逃的居民与客商。仆固怀恩图谋造反的消息不胫而走，而回纥、吐蕃大军压境、虎视眈眈，京畿地区的官民几乎全都知道，朝廷的军队难以与之抗衡，长安失陷是十有八九的事。京城贵胄、富户人家，纷纷携带家产离开这是非之地，有的去往蜀地，有的去往淮南、江浙一带，京郊的大道、小路之上，车马不绝。
路上的富户多了，强盗、土匪也就多了。终南、渭南一带，群盗四起，青天白日杀人越货、抢夺财宝，时日累积，竟至于互相攻伐，也分不清谁是官军、谁是土匪。商克捷、曾善治也不能幸免，他们离京七日，已经遇上三撮贼人，幸而只是些散兵游勇，都被他们赶跑，然而随行的二十名兵勇只剩下九人。
这一日，二人行在路上，正值秋气升起、暑气『荡』尽。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些闲话，陡然四面鼓声响起、号角齐鸣，一支三百人的军队将他们围住。为首两名将领，一个肥短，手中两柄铜锏；一个瘦高，舞弄一杆铁棍。二人是谁？却是王致君和戴保国。
王、戴二人在漳河中毒以后，幸亏吃了薛半仙的解『药』，十天之后毒气解除，一月之后便恢复如初。他们回到相府，元载骂他们办事不力，恨不得吊起来打死。元载的三个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和元季能——与他二人有些交情，三人在父亲面前一番苦劝，救下王致君、戴保国，收在自己手下。元氏三兄弟皆有官职，就用职务之便，募集一只军队，命王、戴二人督领军队，在京畿一带劫掠路人，打劫来的财产由三兄弟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