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雨生看看王建浦，又看看徐进，哈哈一笑，说：“那还要问，当然是保持现状啊。再说了，你现在是给领导做秘书，多好的机会啊?”
徐进转头看向王建浦。
王建浦刚要说话，只见王建东和余老板有说有笑地各自端着热菜从楼梯口走了上来。
客气一番，几个人围八仙桌而坐。
各自碰了一杯。
王建浦放下手里的毛豆，想了想，说道：“我同意刚才阿生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小小的担心，看现在的情况，浦东新区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所以难保这样的模式以后不往乡镇一级推广的。”
徐进点点头，说；“我的担心，其实也就在这里。”
“小政府，大社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理念。浦东开发者率先将这个理念付诸行动，自开发启动之初，始终坚持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的特点是：职能管理体系上实行“系统综合”，不设单纯的行业主管局，将行业管理职能按大系统进行归并设立综合性管理部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行政管理层次上实行“两级结构”，即浦东新区政府直接领导各个街道、乡镇，没有中间层次。
浦东管辖的面积达522平方公里，人口140万。一个副省级的机构仅用800名人员，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与隔江相望的浦西各区相比，机构减少23，人员减少13，当时市政府有近100个委办局，各区县政府一般也有50多个职能部门。
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时，政府的管理机构是浦东开发办公室，后来成立了浦东新区管委会，两者都是上海市政府派出的副省级机构。
管委会主任，由上海市副市长兼任。他就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副省级领导直接对着乡镇，当时全国只有浦东一个。”
谢雨生是记者，他介绍了一个“内幕”消息：据说，当初新区管委会领导研究新机构的设置和编制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效率极高。说是上午商量好机构设置方案后，下午就去汇报，主要领导一听，晚上就开党委会，第二天就出报告，这个报告是代表市政府向中央汇报的。
在93年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浦东新区领导就浦东政府职能改革，当时就总结说了三句话：“该管的大事一定要管好，可管可不管的由中介机构去管，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反观当时在国内，大小政府部门几乎都有着一种自我扩张、膨胀的冲动，“帕金森定律”深深地根植其中，寻租现象也就屡见不鲜。
这样一来，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内，浦东新区践行“小政府大社会”如此设置的机构一开始，就如汪洋大海中驾驶着一叶扁舟，遇到了诸如川沙干部分流安置这样，许许多多的难题。
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上下行政部门的不匹配。
浦东新区设有一个机构叫作综合规划土地管理局，这是一个职能极为多元的部门，集合了规划局、房产局、土地局、计划局、统计局、物价局等部门，对应到市里的计划、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
这样的“集成”机构，在后来的运作中遇到了不少麻烦，一个部门很可能经常不断地同上级几个不同部门对接。为此，浦东“想变通法子，甚至还采用了挂一块牌子，有多个图章的办法。”不同的文件上盖不同的公章，而不同的上级部门要求的报告内容、方式以及言语风格都要相应调整，浦东人管这叫作“换频道”。
这样的做法引来了不满、质疑，甚至是刁难。
比如说，浦东新区没有宣传部、没有统战部，有人说，这是哪个机关的机构？竟然没有宣传部、统战部！还有个别行政机关的领导说，他们没有与我们相对应的机构，我们就不给他们财政拨款。
当时市相关部门来检查，总觉得不对口。浦东因此经常被告状：你们对某某工作不重视，连机构都没有。
不仅是机构没有，即便是有机构，因为编制少、人手少，都采取兼职的办法。
谢雨生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一次他在市政协会议采访时，有一个浦东新区的领导上台发言时，屏幕上名字、职务刚一打出，会场上便是一片笑声。原来这位领导有着一大串的头衔：浦东新区宣传、统战部部长、区*****、党委副书记、文广局局长、新闻办主任、文明委副主任、区台办主任、侨办主任。
但再难，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浦东的开发者没有动摇。
值得欣喜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在浦东的实践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支持。
国家领导态度坚决：“浦东要戴着钢盔顶住！”，“市里各个部门来找你，要你设立新的部门，你就是要顶住，不设！”
市里领导也给予浦东支持，说：“浦东新区情况特殊，应与其他市区有所区别，给予副市一级的职权是有必要的，除了重大事情需要请示市里外，其余都应当让新区自己处理。我们应该在新区的管理体制上实行大胆的改革，才能为全上海的体制改革提供经验，起积极推动作用，这就叫体制改革上的‘组织疗法’。”
可见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浦东的领导层，都有一种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强大动力和责任感。
王建浦问：“但是，为什么浦东开发者执着地缩小、限制自己的权力、机构、人员编制？这又需要怎样的胆识和韧性？”
他说，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这样的故事，真值得好好深思。这无疑是解放思想的一个经典案例！
沉默。二楼本来就只有他们一桌食客，整层楼只有头顶上呼呼不停的风扇声音。
王建浦端起酒杯，说：“还是说徐进的工作。我的看法，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有了新机会也说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