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有了新模样。
太平镇下街的香茗楼已不再是茶楼了，成了“金城县太平镇联合诊所。”
高先生依然叫高先生，但他已不再是以前那个穿丝绸摇折扇的高先生了。
如今他是中药房的司药，一身青布对襟子衣服把他衬托得有几许苍老，眼睛也没有以前有神。
他很花了几个早晨，把《药性歌括四百味》背得烂熟。
接下去又熟背了《汤头歌决白话解》，平时没事的时候，他还研读起《黄帝内经》、《伤寒论》、《瘟病学》、《本草纲目》等等医学书籍。
当高先生参悟透一些药理知识后，他突然省悟：人生不就是一部药书吗？辛、酸、甘、苦、涩无不尽囊尽中！
高先生的堂弟吴可在诊所做炊事员兼勤杂，黄五尔则是诊所的所长兼会计。
吴可下有妻室，土地改革分了房子，他几度申请回乡下种田，镇政府的领导却不同意。
吴可的家就在十数里外的磨担沟，两个儿子已十多岁。
黄五尔当所长是因为当初工作队一位姓黄的同志看中了他，同笔写个“黄”。
加之工作积极思想进步，而且还是一个孤儿。
黄五尔读过几年书，《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他都晓得，就连《唐诗三百首》都给他背得十几首。
在工作队黄姓同志的介绍下，土改结束后，他和吴奉民一样，第二次入了党。
联合诊所这“联合”二字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将高先生的香茗楼以入股的方式“联合”进去，然后再将中街同仁堂三不来许老生和他儿子许冷清“联合”进去。
当然包括了同仁堂全部的药材和器具。
黄五尔也入了股，股资是二十块大洋，这是他在香茗楼当伙计的积蓄。
诊所有三位主治医生，两中一西，两个中医是三不来许老先生和他十八九岁的儿子许冷清。
许冷清除了诊脉处方外，还兼任出纳。
西医姓姜，是从部队军医转业的，医术不错，内外兼修，妇产科也略知一二。
他没有股份，复员后由政府安置。
接生员是汤若水，在县医院培训了半年，回到太平镇就进了“联合诊所。”
汤若水人聪明，悟性好，为产妇接生反映都不错，后来她也入了股，也是二十块大洋。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句话放在高先生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土改结束后，做了八个月镇长的高先生无声无息地下了台，为此，苦恼和忧愁就常常袭击他。
高先生一想起胡长锁那句“冒充地下红党，想分胜利果实”，他就不寒而颤。
为了组织的事业，为了革命，他将自己的钱财无私地掏出来交给柳金龙买枪支弹药。
冒着被满门抄斩的危险组织策划伏击李二哥以减轻三清寨被围革命同志的压力。
他把一颗脑袋都交给了组织，为的就是要冒充地下红党，想分享胜利果实么？
还有工作队长胡长锁那句隐射的话，“在旧社会呼风唤雨”。
天啦，呼风唤雨又为的谁呢？
当初加入组织，全凭赤胆忠心和一腔热血，还真没有想过胜利后要得到什么享受。
工作组清算完罪大恶极的人后，居然又把枪口瞄准了高先生。
有人还翻出了血的历史，就是两名同志在香茗楼拿了高先生的支援物资在太平镇外被枪杀这一件事件，要让高先生给个说法。
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胡队长查无实据，最后要把高先生弄成“袍哥头子”。
把高先生的爱妻柳金玉打成地主，幸好关时刻有老红军李镇长顶住。
接下来给高先生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他的妻子害霍乱不治。
于一九五一年秋天辞他而去，将三岁的儿子诗文和绵长的哀思留给了他。
经此一劫，高先生日渐憔悴，显得无比苍老颓废。
五年过去了，吴诗文已满七岁，进了学堂。
高先生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其余的精力全部花在了儿子诗文身上。
五岁时，儿子诗文就能背诵十多首唐诗，现在一手小毛笔字也小透灵气，这使心淡若水的高先生感到无比慰藉。
吴可常常为高先生的遭遇鸣不平，闲了总要陪他说话：
“你为啥不到县上反映？为了组织，钱不要命不要。”
“那贾新河当了村长，汪秀民也有一个小职务，而你却落得一个‘冒充地下红党’！”
高先生听后不出声，只是抄了那把油亮的白铜水壶一个劲地猛喝。
一盏桐油灯飘飘忽忽散发着昏黄的光，整个诊所寂静得没有丝声音，只有高先生吴可兄弟和熟睡的诗文。
许先生、姜医生在太平镇街上都有房子的，黄五尔在土改的时候也分了一通。
是被镇压了的土匪罗振擂的，罗振擂总共有三通街房，政府给他家里的人留了两通。
霜降已过，夜晚已有些寒意了。
沉寂了许久，高先生突然对吴可说：“大哥，去贾豆腐那里打一斤酒，再买几块豆腐干回来。”
贾豆腐贾新书仍然在磨豆腐，但不卖豆腐了，而是把豆腐榨成豆腐干卖。
同时加卖冷酒，街坊称他那是“冷酒店”。
昔日的长工短工都没有了，和老婆两人自磨自卖，小本经营，平淡度日。
吴可出门不久，就提了一瓶酒拿着四张豆腐干回来。
卤香豆腐干，腊黄腊黄，长方形，香喷喷。
兄弟二人各拿了一张豆腐干，咬一口喝一杯，几杯酒下肚，高先生的话就多了起来。
神色也回到了那个特殊时期，显露出几许豪迈：
“大哥以前说的那些话虽然是在兄弟抱屈，但不正确。”
“当初我们闹革命，谁也不是为了做官，谁也不是为了享福，闹革命求解放，为的是劳苦大众。”
“为的是把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你看现在多好，没有匪祸横行，没有地痞流氓，没有娼盗，更没有剥削和压迫。”
“有的只是平等、民主、自由，我们现在哪一点不比旧社会好！”
吴可道：“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说你，你为组织做了那么多，结果胜利后反而还受委屈，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给你弄一个什么官职。”
高先生先干了一杯，谈谈道：
“委屈？我是感觉有些些委屈，有时候也想不通，但你看看，革命烈士柳金龙的妻子菊香陪着他的父亲跪瓦片挨批斗。
“划成份的时候同样被划成地主，虽然在情理上说不通，但按政策又的确应该如此。”
“后来菊香没挨批斗，也是全仗老红军顶着风险……还有三清寨那些死难的革命烈士家属迄今还有不少没领到烈属证。”
“快十年了，死难于双庆歌乐山的革命烈士欧文宣已载入史册，可是他的父母同样戴着一顶地主份子的帽子，他的妻子照样在乡下务农。”
一番感慨的话，听得吴可唏嘘不已！
吴可叫高先生到上面去反映，他何尝又没想到这一步，由他介绍加入红党的史老虎柳金史，现在头上带着二流子的帽子。
无论风霜雪夜，镇政府叫他下乡村送通知，他都不得不去。
还有柳玉叶、柳飞花，他们心中也有苦水也有委屈。
每当想起他们，高先生的心就隐隐作痛，他深感对不起他们。
自己是他们的加入红党的见证人，而自己又不能证明，这种痛苦可想而知。
可以证明高先生是党员的柳金龙已经牺牲，而介绍高先生入党的木卜云同志又生死不明。
高先生在非常时期成立了支部，自己兼职书记，连红党身份都无法证明，那支部也肯定被否定了。
“那就这样冤屈下去？”
“哎！”高先生又饮了一杯酒，缓缓道：
“财主也有好坏之分，好的财主如柳金龙，可以扛着大半个家财投奔红党，我吴亦高才捐几个钱？”
“兄弟也有好坏之分，李元善是红军，我推测，长征时，他的想法一定是青山处处埋忠骨！”
“而他的二弟李元吉却偏偏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土匪。”
高先生感慨这些，无非是想说工作队胡长锁的工作方式有些本本主义。
他看过领袖的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于是很自然的把领袖的这篇着作与胡队长那死板工作方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