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心想，自己现在还在养些病，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让东家帮他找点书来看看，一来可以打发时间，二来可以想想治理烟瘴的办法。
石猛这一找还真是找到了点子上，这个东家常年走此路贩卖货物，对这害人的瘴气也颇为头疼，恰好手头有一些关于这方面记载的书籍，其中医家理论认为，瘴气多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因为山中多为湿热，蚊虫较多，不适应当地气候的人多半会感染疟疾。
一般看来，瘴气不仅仅是一种疾病，而是更多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被人们认识。瘴气其实是北方人们对南方地区的主观认识，这种认识多半是由于臆想而误解产生，其中还夹杂着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
瘴气又称烟瘴，最早见于南朝史学家范晔所着的《后汉书·南蛮传》：“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三国志平话》中也有记载：“言不闻蛮景烟瘴，芦水蜈蚣巴蛇，乃蛮地毒物。”南方地区多雨潮湿，气候炎热，是瘴气的多发地区。
瘴气是南方山林的有害气体，多发于春末到秋末时期，在更为炎热潮湿地方，瘴气一年四季都有。一般的医书里只是笼统地解释为恶行疟疾。
历朝历代的人们也对瘴气的形成原因做出了诸多猜测。有的认为“岚雾作瘴”，就是山里的雾气积结不散引起的瘴气，这是普遍的说法；还有人认为“大概瘴之本，必由虫也。”，认为“虫”是瘴气形成的根本原因。
尽管瘴气的形成原因成谜，但是因为瘴气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什常七八。”就是陌生之人最易为瘴气所伤，甚而丧命。
对瘴气的固有观念一直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甚至影响人们对环境及人群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万事万物皆有阴阳。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人生来就禀着阴阳之气，这种阴阳之气不能偏驳，它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德行。
人们所居住的环境产生的阴阳之气，对人有着决定性因素，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烟瘴偏颇的理解，让人们对于烟瘴之地存在着一定的误解，甚至对烟瘴之地的居民也产生了歧视，认为他们：“急则来归，缓则叛去，”这样的行为毫无诚信可言。“原臧温暑毒草之地”，“与禽兽处”，与禽兽一样未开化。
这些“西南诸蛮夷”在中原统治者眼中，“狼子野心，冥顽不灵。”“反复无常”、“阴狠毒辣”。这样赤裸裸的歧视，在古代文献中可谓是屡见不鲜。
古人没那么多的弯弯绕，什么土薄水浅，什么林木蒸郁，什么毒蛇盘踞，都可以用“瘴”字一言以蔽之。总的来说，瘴气是多种疾病的综合体，是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
到了唐代，‘瘴气’在概念上使用得更为随意。唐诗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比如唐朝中晚期的大诗人白居易所作《送客春游岭南》诗云：“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瘴气出现在白乐天的诗里，更多的是文学宣泄，而非严格的疾病学概念。
到了宋朝，随着对南方地区了解的逐渐加深，人们终于开始从医学角度来解释瘴气了。比如苏轼和沈括合着的《苏沈良方》里面就说：“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
从瘴气的历史沿革中就能看出，“瘴”字出现的时代虽晚，但南方卑湿暑毒，容易致人疾病的观念却早已深入人心。在北方有关南方风土的诸多观念中，瘴气始终是一个鲜明的符号，这恐怕也是人们谈“瘴”色变的原因。
石猛翻看了许多有关瘴气的书籍，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南宋以前的历朝历代，人们提起瘴气，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提到烟瘴之地，都是畏之如虎。
可是到了南宋朝，瘴气慢慢地没有那么可怕了。随着北方人的不断南移，他们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南方。农民填平洼地、排干沼泽、消灭积水、开垦土地，把烟瘴之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
因为以前的这里人烟稀少，所以烟瘴丛生、毒虫蛇兽遍地走。这个是非常不适合人们生活的。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特别是农业生产（烧荒种地，开垦良田）的大量进行，这些所谓的“烟瘴之地”人口急剧增加，千百年发展下来，自然而然就把当地的生态环境给改变了，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消除了毒虫蛇兽，自然也就没有了烟瘴丛生的现象。
石猛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兴奋地合上了书，让伙计请东家过来，他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恩人，我找到治理瘴气的方法了！”
东家虽然眼睛里放了光，但是说话还是慢条斯理的：“少侠莫要着急，你且说说看。”
石猛清了清嗓子道：“这里人烟稀少，所以烟瘴丛生、毒虫蛇兽遍地走。若是发动老百姓们填平洼地、排干沼泽、消灭积水、开垦土地，把烟瘴之地变成肥沃的农田，瘴气就会被消灭。况且自古以来的烟瘴之地，并非不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只是人们心中畏之如虎，不愿意移居。而且岭南和西南这些所谓的‘烟瘴之地’物产丰盈，早在战国时期，岭南百越之地就是楚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除了‘茶晶’，当时不少风靡各国贵族圈的奢侈品原料都是产自岭南。例如《准南子·人间训》中提到，‘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前朝大文豪苏东坡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惠州地处岭南，气候温暖，一年四季瓜果不断，其中尤以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甜果类出名，虽遭贬谪，外人看来是流放烟瘴之地，而岭南的物产风貌对苏东坡来说，却犹如人间仙境，他在此地并没有表现出贬谪的落魄潦倒，而是如鱼得水般地大饱口福。期间，他更是赋诗一首来表达他对惠州的喜爱，甚至有些乐不思蜀的感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只要人们破除偏见，合理利用和开发，这烟瘴之地也是很有可能变成天府之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