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说起的六镇起义，独孤信再熟悉不过了，杨逍话音刚落，独孤信就补充道：“北魏最早被称为代国，而平城则是北魏早期统治中心。拓跋鲜卑早期作为游牧民族，占据平城一带，等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农业基地。这里也为拓跋部入主中原提供了一个前进基地。但是随着拓跋鲜卑逐步向南推进，原来的漠北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柔然。这柔然早期是拓跋鲜卑的臣属，后来独立称霸草原。在北魏王朝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南方以后，柔然逐步取代了北魏在漠北高原上的统治。当北魏大军与南朝作战时，柔然的骑兵经常南下，侵入北魏境内‘打草谷’。而平城的位置过于偏北，被柔然军队‘打草谷’倒是其次，万一首都平城丢了，那可怎么办？所以为了防止出现腹背受敌的情况，北魏在平城的北部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既然是为了保护都城平城、控制漠南，六镇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所以北魏统治者在兵将选择上尤为重视。根据文献记载，六镇建镇之初那都是‘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
石猛一看独孤信和杨逍二人说得头头是道，他也不甘落后：“虽然来自塞外，但是拓跋鲜卑有个特点，就是从来没有完全掌控过漠北草原。鲜卑族本来起自于白山黑水之间。匈奴族举族西迁和一部分南附后，鲜卑族趁机占据了原匈奴故地漠北草原。但是鲜卑族并非一个民族，只是一个个松散的部落族群，拓跋鲜卑部落的势力范围更是一直活跃在漠南与漠北这一片草原之上，并且他们志在中原，广大漠北苦寒之地并不是其主战场。当年，一统中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连年同南朝刘宋开战，结果让他极其郁闷的是，此时漠北草原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草原政权，柔然。每当太武帝志在同刘宋大干一场之时，柔然就趁机南下杀人放火(俗称‘打草谷’)。由于当时北魏的都城在平城，离柔然是很近的，于是，太武帝在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设置了六座军镇，初名为北镇，号为‘六镇’。分别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既然是为了保护都城平城，控制漠南，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此六镇不设州郡，以镇、戍将领领民，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并且是世袭的兵户。北魏初期的主力军队是鲜卑人为主的部落兵。这些部落兵是开国元兵，又是鲜卑族人，因此深受皇帝信任，地位很高。六镇作为都城平城的防御网，起到了巩固首都的作用，太武帝拓跋焘自然选择信得过的鲜卑兵。因此，北魏立国初期，六镇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地位都很高。镇将必须都是皇帝心腹，鲜卑族高级贵族军人组成。镇兵也是精锐中的精锐，甚至一些中原高门强宗也纷纷将子弟送到六镇中戍守北疆，在六镇从军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好差事。此时，六镇号‘国之爪牙’。”
杨逍兴奋地说道：“二位哥哥各有千秋，本来我知道的还没有那么详细，你们稍加分析，许多问题顿感豁然开朗，后面的问题就容易解释了。六镇战略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六镇就已经出现衰颓之势，一些犯了罪的囚徒，多会被发往六镇当兵，可见六镇兵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全面的汉化改革。此改革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吸入了士族门阀制度。孝文帝为了稳固统治，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因此重新恢复晋朝的士族门阀制度，将中原大族定为士族高门，认可他们在各个方面的特权。同时，将迁入洛阳的鲜卑贵族们，先改为汉姓，再改籍贯，编为高门大姓，强行创造出鲜卑贵族的高门大姓，地位等同于中原大族。二者互相联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此，拓跋鲜卑皇族彻底成为了元氏皇族（拓跋皇姓改为元氏）。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洛阳，六镇从拱卫首都的禁卫军，变成了边塞军，不仅没有汉化，反而保留了鲜卑化。鲜卑化的六镇地位严重下降的同时，更可怕的是仕途升迁之路也被堵死，六镇将领的官阶基本得不到提升。本为同族，又都为贵族后代，迁入洛阳的鲜卑军人成为了新的御林军、虎贲军，不仅迅速汉化，成为了朝廷的新贵，还与汉族高门士族并列同为大姓，张口儒家经典，羽扇纶巾，魏晋衣冠，附庸风雅。洛阳的繁华，也迅速让鲜卑贵族丧失了昔日的尚武精神，在风花雪月中开始了糜烂的生活。而留在六镇的鲜卑军人们，不仅世代为兵，还被那些迁入洛阳的鲜卑贵族瞧不起，歧视他们为不知礼仪、粗鲁的**子，而且蔑称他们为‘北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洛阳鲜卑新贵眼中，这些鄙陋的北人怎可进入中央掌握朝政？到了后来更为过分，甚至在朝廷犯了错的官员，就会被贬为六镇镇将。昔日镇将一职是何等的荣耀，而今竟成了流放贬官之所，六镇地位之低可想而知。而六镇军人即便是屡立战功，也得不到升迁，不入中原鲜卑贵族的法眼。于是军镇的镇将开始发泄自己的怨气到镇兵身上。而镇兵又是兵又是民，不得迁移，不仅承担严酷的军役、农役，更成为了镇将的私人奴隶。六镇问题，成为了北魏帝国的一大隐患。不发则已，一旦爆发，就将彻底摧毁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六镇的军将们守在塞北苦寒之地，洛阳城里的那些鲜卑贵族们，早已经腐化堕落了。西晋初年，洛阳城里就有着着名的‘王石斗富’的故事。这在有为君主看来，是亡国之相。但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居然再次在洛阳城发生了：故事的主角是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河间王元琛有一句名言，‘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言下之意，即便是西晋富可敌国的石崇，他元琛也不放在眼里。据史载，元琛府里有一口水井，井栏用精美的玉石雕刻而成，五色的丝线捻就的井绳，下面系着一个纯金的吊桶。而他府里的马厩，也都用纯金打造。马厩的窗户上也挂满了精巧的饰物。高阳王元雍自然不甘示弱。他的府邸豪华似宫殿，家中养了六千余仆童和五百个歌姬，每次出行都是洛阳城一景观。元雍一顿饭都要花费数万钱，当时的陈留侯李崇有句名言形容元雍：‘高阳一日，敌我千日’。更有甚者，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如此奢侈，非但没有受到鄙夷，反而成了竞相模仿的对象，崇拜者无数。章武王元融一直觉得自己很富有，看到河间、高阳二王后，自愧不如，居然气的病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