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命运有时候还真是不公，有人是怀才不遇，还有人是遇不怀才。”石猛与独孤信和杨逍二人结识以来，终于找到了自己掉书袋的机会，叔父当年特别仰慕北宋名臣吕蒙正，吕蒙正的所有诗词文章他都如数家珍，刚好独孤信和杨逍二人说起命运。他便提高嗓音背诵了一篇北宋名相吕蒙正所写的《命运赋》：“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此乃命也！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谓水。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路人唾众人欺，而及至遇行，腰悬调兵印、掌天下生杀大权。此乃时也、运也！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嗄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石猛背完这篇文章，感觉神清气爽。自己很久都没有这样长篇大论地背过文章了。以往只要是谈学问、论古今，石猛总是边角料，因为杨逍和独孤信二人真的是学识渊博，而且二人也善于表现自己。石猛与他们比武功，不一定能够胜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学问，那更是小巫见大巫。若是比江湖阅历的话，可能自己还能说上两句，只是几个人实际上的差距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独孤信也赞道：“万万没想到石大哥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平时不见你怎么掉书袋，这一背起文章来，那可真是汪洋恣肆，一发而不可收拾！”
杨逍也笑道：“俗话说得好‘人面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舀’嘛，你只知道石大哥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
石猛这时候也笑着说：“看你们都说的是什么话！还‘人面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舀’，那句话分明是‘人面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乱改什么俗话？”
杨逍也笑道：“程英姑姑曾经对我说过，读书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了书就应该活学活用，要不然我也不会乱改。石大哥还真是深藏不露，偶然一开口，就能震惊所有人。”
独孤信没有像石猛这样特别崇拜过一个人，石猛崇拜的吕蒙正可不是一般人。他作为三人之中的年纪最长者，他自然有自己的话说，石猛让独孤信和杨逍二人稍安勿躁，听他慢慢道来。
独孤信和杨逍二人均表示要洗耳恭听，石猛便兴奋地说道：“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继位以来第一次举办科举考试，吕蒙正以进士第一的成绩，成为万众瞩目的‘状元郎’。当年和他一起在洛阳龙门读书的温仲舒以第三名夺得‘状元郎’，二人同列三甲。龙门僧院的和尚们马上把他们两个人曾经读书的房间留了下来，以留作纪念。受这两位大人物的影响，后来不少举子都跑到庙里读书。这次科举考试，标志着宋太宗赵光义兴文抑武治国方针的开始，这次科举考试录取了五百多位进士，宋太宗赵匡义亲自接见，并给这些进士们每人赐钱二十万。这鲤鱼跳龙门般的巨大变化，刺激鼓励着大宋王朝全民读书。有些人中举以后突然发疯，这说起来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屡见不鲜。宋太宗赵光义对这批进士提拔重用，他们都升迁得很快，许多人平步青云，直达庙堂。作为那次科举考试第一名的吕蒙正，毫无疑问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他本人也很争气，不仅一身正气，还虚怀若谷，很有做大事的涵养和气度。在各地各岗位上历练十余年后，吕蒙正进入统治阶级的高层，担任副宰相。”
独孤信道：“宋太宗登基初期，便宣示群臣：‘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在昭示继承成宪的旗帜下，沿袭‘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民间传说宋太宗赵光义称帝是通过篡位所实现，因此对臣下加意防范，但是对于高级将领们，他们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这便是其所强调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赵德昭之子称帝的事件，对宋太宗赵光义刺激和教训尤其大。从此，宋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接下来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权力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说的‘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些话显然是主要针对那些骄横跋扈的武将所言，而并非那些日益获得倚重的文臣。其实分析同年宋太宗与臣下的另一段对话，就不难进一步说明问题：上尝与近臣论将帅，因言：‘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今且无此事也。’吕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可见，宋太宗赵光义他们君臣视武将势力为祸乱的主要潜在对象。时人针对宋太宗一朝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因此，对武将加以压制，乃至于打击，以制约其政治影响，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坛和全社会营造崇文气象，以贯彻儒家道统，成为当政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崇文抑武’思想与方略的顺利推行，并基本确立其在治国各个层面中的根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