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道：“杨逍说得有理，石大哥的见解也颇有新意。作为卓越的政治家的曹操，他当然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两汉政治的失败，表面上是外戚势力做大的结果，其实问题的根子在于世家大族。任何一个君王，要有效的治理国家，都会需要大量的官员，可是两汉的官员几乎全部出自世家大族。表面上官员是由皇帝任命的，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出身，那可是连做官的资格都没有的。因此，官员效忠的对象首先是世家大族，其次才是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想要制衡世家的势力，就不得不启用外戚。西汉用外戚，结果被王莽篡位，东汉还要用外戚，但是他们留了一手，这一手其实也并不高明，只不过是引虎驱狼而已。只是增加了宦官的权势，让他们去限制外戚，结果就是世家、外戚和宦官的三方混战。解决了世家的问题，外戚和宦官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外戚和宦官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皇帝如果想收回这些权力，是随时可以收回的。曹操想做的就是打破世家大族对做官的垄断，因此曹操要执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是曹操最终还是失败了，世家大族的势力不是一个军阀曹操可以撼动的。世家大族的前身是先秦时期的贵族，贵族有封地，爵位可以世代相承，对君权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启了君主打击贵族的序幕，大秦帝国也因为打击贵族最为得力，从而一统天下。大秦帝国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治国的官员是酷吏而不是文官，这样的格局迎来的是迅速的崩溃，自从大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此后的历代君主，鲜有以酷吏治国的，文官治国就此成为中华帝国当政者的共识。文官治国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读书人做官，两汉时期，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读书人，读书的权利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做官的权利也因此被世家大族垄断。这就造成了官员的任命，表面上来自皇帝，实际上出自世家大族的现象。官员的第一效忠对象是自己的家族，第二效忠对象才是皇帝，曹操一心想打破的就是这种局面。在战场上，曹操可以消灭四世三公的袁绍；可是在官场上，曹操却无法根除世家大族的影响。因为曹操无法打破世家大族垄断读书的状况。结果曹操终其一生也未能消灭世家的势力，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后，为了获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执行支持世家世代为官的九品中正制。结果魏文帝曹丕得了皇位丢了江山。后来的所谓晋文帝司马昭，是世家大族势力的总代表，曹操的‘唯才是举’严重侵犯了世家大族的权益，曹丕虽然执行九品中正制，但草根出身的曹家，在世家眼中还是不可靠。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的大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是夏侯氏的子弟，后来给大宦官曹腾当了养子，改姓为曹。而在曹氏家族失去世家大族的支持之后，推举司马家族上位就成为世家大族新的选择，短命的曹魏政权被司马政权所取代。在那样的时代，能上位的家族都不是省油的灯，司马家族当然知道最大的敌人正是扶植自己上位的世家。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制衡世家大族的势力，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可惜他选择了最为错误的方向，简单来说，晋武帝司马炎立错了太子，封错了诸王。史书上将晋朝的速亡，归咎于晋武帝司马炎立了一个傻儿子当太子，结果引发‘八王之乱’，然后是‘五胡乱华’，中华大地上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其实历史上无能的皇帝有不少，像晋惠帝司马衷一样，能让一代大一统王朝恰逢王朝盛世，却立刻土崩瓦解的，司马家这个王朝可是独一份。中华帝国的一整套文官制度，其实是可以在皇帝无为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但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对抗世家大族，却选择了更为凶险的敌人——宗室。与皇帝血缘最亲的宗室，才是皇帝最大的敌人，因为宗室拥有皇族的正统性，只要说现任皇帝不称职，就能名正言顺的取而代之。晋武帝司马炎选傻儿子司马衷当皇帝，再将聪明的儿子们分封为诸王，是他一系列愚蠢政策中最蠢的一个，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司马家建立的晋朝也成为历史上所有大一统王朝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隋文帝杨坚可以说是真正的千古一帝，在隋文帝杨坚治下，中华文明重回正统，中华帝国重归一统，‘开皇之治’的盛况，比之盛唐，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治武功皆盖世的隋文帝杨坚，也有着挥之不去的烦恼。隋文帝杨坚欺负孤儿寡母，篡了北周静帝的皇帝大位，得位不正早已坐实。自己得位不正，就会对江山永固格外的上心。隋文帝杨坚能够篡位成功，与北周老臣的支持密不可分，北周老臣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关陇贵族集团。这些人能够支持隋文帝杨坚上位，就能支持别人上位，谁要想动这些人，那还真是不容易。北周的‘八柱国’，都是军权在手之人，闹不好会天下大乱。隋文帝杨坚的长子杨勇与关陇贵族走得很近，次子晋王杨广平定江南，在江南文士中享有不错的声望。为了大隋的江山永固，隋文帝杨坚思量再三，决定还是将大位传给杨广更为合理。继承大统的杨广，当然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建东都、修运河、行科举，其意图十分明显，要将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西北的关中向东南的洛阳迁移。这样做可以在削减关陇贵族势力的同时，扶植江南文人的势力，通过科举制，又能防止新兴势力做大，简直是一举三得的妙计。杨广一心想的是超越父亲的历史地位，早就想好了自己的谥号——‘隋武帝’。于是杨广开始了西征吐谷浑和北伐高句丽的征程，这又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良策。西征和北伐都是由关陇贵族打头阵，无论输赢，都可以削弱关陇贵族的势力，以大隋的国力，取得西征和北伐最终的胜利并不困难。这样最终的结局是关陇贵族势力衰亡，大隋王朝武功卓着。人生在世，无论身居高位还是一介平民，都不能将算盘打得太精，一切的好处都是自己的，一切的错误都是他人的，这么做将赢得每一场战役却输掉赢得的一切。关陇贵族杨玄感率先造反，中原贵族李密也揭竿而起，老谋深算的李渊螳螂在后，还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揭竿而起。杨广‘隋武帝’的美梦，终成了隋炀帝的噩梦。文、武皇帝的故事自此已经到了尾声，最精彩的总是要留在最后。皇帝谥号制度的终结者是一对夫妻，李世民和武则天。唐太宗李世民是天字第一号乱臣贼子，女皇武则天是古往今来独一份女子称帝，二人既是丈夫与妻子又是公公和儿媳，真是不要太精彩。唐太宗的谥号本来是唐文帝，唐高宗听从武则天的建议，为自己的父亲加谥为文武圣皇帝。这个谥号作为皇帝谥号制度名存实亡的标志，实在太合适了。唐太宗弑兄囚父，乱臣和贼子一个人全当了，前世的文武皇帝不是乱臣就是贼子，谥号非文即武，李世民既是乱臣又是贼子，谥号圣文武。武则天给唐太宗加谥号，只是她想废掉谥号制度的第一步。秦始皇曾经废除了谥号制度，但大秦亡了，谥号又回来了。武则天想废掉谥号，就要独辟蹊径。武则天为什么要废除谥号呢？因为她不想后人给自己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她立无字碑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