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全社会践行契约精神，光是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从立法、普法、守法、执法各个层面一起下手，方能达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理想境界。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原王朝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格局，法律观念既位于统治架构以内，也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早在百年前，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即制定颁布了《宋刑统》，共12篇，502条，大量印刷颁行天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
《宋刑统》在总结前朝司法审判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体系上已经达到了古代王朝中相对健全的层次，让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使得赵耀颁布《契约法》时畅通无阻。
当然，考虑到各种法律条文都要亲自起草，有许多层面难免考虑不周，而且太累，为了让立法更全面，赵耀鼓励大汉全体公民参与立法和修法，上到王公大臣、下到黎民百姓，都能提出立法建议。
普通百姓如果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方便、不合理之处，都可以通过写信或者亲自陈述等方式向朝廷提出修法建议，如果被采纳，还有现金奖励。
各级别的官员也需要时常走访调查，记录民意，提出修法意见。
此外，为了扩大法律人才队伍，赵耀又扩招了明法科考试人数，非科班出身者也可以参加，通过考试者便可以被委派到地方担任小吏处理司法案件，以此来鼓励全民参与学法用法。
这个明法科考试并非赵耀首创，而是属于在唐代科举六科之一，算是国家组织的司法考试，类似于今天的法考，专门用来培养通晓法令，能够断案决狱的法律人才。
为了培养执政队伍的基本法律素养，明法科的基本内容是每一个官员都必须学习的，只有通过基本的明法科考试才能正式任职。
明法科出身者专攻典狱诉讼，大多进入“三法司”，这部分官员还必须经过各种司法考试才能任职，选拔十分苛刻。
古人虽然不懂太多科学原理，但治国安邦这套可谓是出神入化，什么高考制度、法考、考公，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
赵耀治理下的大汉帝国，中央司法系统主要由三法司，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共同构成。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刑部负责执行刑罚。
御史台相当于纪委，直接对赵耀负责，专门监察、检举、弹劾百官，一旦罪名落实，被弹劾的官员就会被移送大理寺审问和搜查，定案后再移交刑部处罚。在大理寺和刑部审罚的过程中，还需要由御史台监督是否合理合法。
最终，由刑部宣布并执行处罚，被弹劾的官员通常会受到“流刑”或者“徒刑”。所谓“流刑”通常是流放到偏远之地；“徒刑”则是关押，也就是坐牢。
总体上来说，中央司法体系已经比较接近现代，较为完善，但这只是针对统治阶级，局限性很大，由于生产力有限没能推广到民间。
地方上，由于行政与司法不分，知府、知州、知县这类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审判者，都可以审判民事案件，职权不明，行政与司法混乱。
一度导致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常常以权谋私，家族势力不断膨胀，跟土皇帝没啥区别。有些知县盘踞地方多年，包庇纵容黑恶势力为非作歹，与地方恶霸狼狈为奸，侵吞民间资产，让朝廷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为了分散地方长官的权力，防止地方失控，宋太宗赵光义又在全国十五路各设一提刑司，长官的官名叫“提点刑狱公事”，也就是着名的“大宋提刑官”。
“路”相当于“省”，提刑官则算是省级最高的法官兼检察官，正儿八经的正四品，至少也算个正厅级，由皇帝本人直接选派，三年一换。
提刑司作为“路”级的最高司法机构，主要掌管刑狱之事，并总管所辖路内的刑狱公事、核准死刑等。同时也有权对本路的其他官员和下属的州、县官员实施监察。
凡是命案、大案都要移交提刑司审判，州县长官只能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大大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同时，也导致司法效率缓慢，很多提刑官敷衍了事，案情搁置最后不了了之，滋生了许多冤假错案。
毕竟，百姓一年到头都要忙着种地，农忙时节根本无暇他顾，从县里跑到市里，来回耽搁几个月，耽误了农事不说，每天还要花不少钱，即使有什么冤屈也只能隐忍不发。
为了贯彻法治，践行契约精神，赵耀改组了司法体系。在原有御史台、大理寺、刑部、提刑官、州县长官的基础上，司法结构已经初具雏形，改组的难度不大。
御史台仍然维持原有架构，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直接听命于皇帝，如皇帝不在京城，则对内阁首相负责。
除了监察百官以外，还要维护朝廷的章程和法规，协助朝廷整治官场风气，检查朝廷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官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原则意义上以“教育、监督、惩处、保护”为职责。
对大理寺，为了不与大理国重名，同时倡导法律精神，改称“法院”。原有大理寺作为大汉帝国最高法院，在路、州、县三级分别设高级、中级、初级法院，作为审判机构。负责依据法律条文，审判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违法犯罪分子，保障公民权利。
对刑部，则将其与衙门合并，作为武力执行机构，改称“公安部”，与法院类似下设三级。负责依法维护社会公共治安，协助法院侦查刑事案件和缉拿犯罪嫌疑人，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