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百无禁忌地端出家丑，主要是申诉一下梅家茶馆与我间接的利害关系。
我多年来厌恶梅家茶馆就源于此事。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借口。南方生活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的好恶一钱不值。梅家茶馆又重新兴旺起来，这对于我是一种情感打击，对于她家死去的祖父则具一种戏剧效果，现在他在天堂路上遥望梅家茶馆的风景，不知作何感想。
依稀记得梅家老祖曾经在家庭茶桌上与老茶友大谈梅家茶馆昔日的茶道，他们深深陶醉在种种繁琐累赘华而下实的形式中，充满激情，望梅止渴，要知道那时候梅家茶馆被封条封住，尘封三尺，那群老茶客的怀旧显得有点动人，但是究其实质是可笑的，他们不过是在为怎么把一杯茶喝下去蝶蝶不体，纯粹是作茧自缚或者是脱裤子放屁，毫不足取。对此我是有清醒认识的。
南方的陋习即使披上美丽的霓裳，也不能瞒骗我的眼睛。梅家茶馆迷惑人的茶道，我总结了一下，不过就是几种喝茶的方法。
一、温水泡新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二、沸水冲陈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三、水泡茶，先倒水再放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四、茶泡水，先放茶再倒水，然后也要用嘴喝下去。
1979年秋天梅家茶馆是生活区闲言碎语的中心。中心的中心则是姚碧珍、李昌和红菱姑娘三人之间暖昧不清欲盖弥彰的关系。
有一天茶客们看见红菱姑娘像一只油桶般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被姚碧珍从楼上推下来的。姚碧珍趿着双拖鞋站在楼梯口，柳眉怒竖，唾沫横飞，嘴里骂，偷看，偷看，当心我剜了你的眼珠子喂狗吃。红菱姑娘从地上爬起来，捋捋衣角，脸上不改颜色，走到一个熟客那里给他续了一杯茶。
姚碧珍已经多次把红菱的铺盖卷扔出来，一次是因为红菱偷搽姚碧珍的雪花膏，一搽就搽掉大半瓶。一次是因为红菱在水锅里偷煮鸡蛋。结身鸡蛋壳煮碎了，蛋黄蛋白漂了一锅。更多的原因都是偷看，据姚碧珍说，红菱心怀鬼胎，心术不正，无比下流，经常扒着锁眼偷看她的卧室。姚碧珍用牛皮纸把锁眼从里面堵住，没过几天，又让红菱给捅开了。红菱坚持对女主人实行监视，不知道动了什么糊涂心思。
姚碧珍曾经一手揪住红菱的胳膊，一手提着红菱的铺盖卷把她往门外推，但红菱却死死抱住门柱不肯走，两个女人都颇有力气，旗鼓相当，堵在门口进退两难。
姚碧珍跺着脚朝街上行人喊，快来看看这条不要脸的懒皮狗，快来看吧，不收钱的，不看白不看。红菱似乎是配合姚碧珍对她的宣传，她突然双脚朝地一跪，抱住姚碧珍的腿，含着眼泪说，别赶我走，求求你，别赶我走了。你赶我走就是送我的命，
姚碧珍说，你吓唬谁？你不明不白的来我们这里捣乱，谁知道你是哪路货色？你死了活了关我屁事。红菱说，老板娘你就积点德吧，你只要留下我，我活着给你做牛做马，死了也给你洗衣做饭。
姚碧珍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偷看，你长的是人眼还是狗眼呢？红菱说，不看了，以后再也不偷看了。姚碧珍说，人要有个人样，你偷看了我我就会瘦点你就会胖点吗？姚碧珍环顾一下围观的人，又说，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看见李昌从楼梯上踢踢沓沓地走下来，他走到人堆中间，推推这个拨拨那个，说，好了好了，别在这里看热闹，回家做饭去，回家抱孩子去，守在这里也没有饭吃。
李昌嘴叼海绵头香烟，一副气宇轩昂趾高气扬的架势。李昌他算个什么玩意儿，立即就有人与我深有同感，说，李昌，这是你家地方？我站在这里关你屁事，轮到你来吆五喝六的？李昌怒睁桃花眼，喂，你是不是骨头太紧，要我给你松一松？那人就把袖子往上一捋，嘴里喊，那就来吧，看看是谁给谁松？
旁边的人立刻群情激奋，齐声嚷起来，打呀，打呀，哪个不打下面没把儿。关键时刻李昌就脓包，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李昌说，卖拳头也要约个时间，现在不跟你计较，走着瞧吧。有人喊，李昌李昌下面没把儿。李昌嘻地一笑，说，我下面怎样，你去问你姐姐。
李昌大概这时候才想起来下楼的目的，他把姚碧珍拉过来，一只手托着她的腰，他说，你们何必这样认真？她偷看归偷看，干活是挺卖力的，五块工钱的好劳力，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我听见李昌这番话，再看看偎缩在角落里的红菱姑娘，她的脸上充满低贱的痛苦，黑眼珠紧张地瞟着李昌和姚碧珍的表情。她明显也听见了李昌的话，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当李昌把铺盖往她脚边扔过去的时候，红菱姑娘惟恐形势有变，拎起铺盖飞也似地逃上楼梯，酷似一只可怜的过街老鼠。
一切都令人作呕，我要是有什么办法，宁死也不会去看这种庸俗的闹剧，可是偏偏我又看了，而且从头至尾看得津津有味。
一切都令人作呕。人们想象中的温柔清秀的南方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不管别人是否说我有意给南方生活抹黑，反正我就这么看。我承认我是南方的叛逆子孙，我不喜欢潮湿、肮脏、人头簇拥的南方，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有一条巷子叫书院弄，我上学的时候每天从那里经过，看见弄堂口一年四季排着一长溜可恶的马桶。它们在阳光下毗牙咧嘴，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我就是不能忍受马桶，并且坚信这是一种懒惰的产物，他们为什么不把满脑子的生意经、小算盘和阴谋诡计匀一点出来，想想他们的排泄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布置一项爱国卫生任务，每人必须向学校上缴100只苍蝇尸体，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只杀掉了五只苍蝇，就跑到书院弄弄口去找。我举着一只苍蝇拍，在那些各式各样的马桶上乱拍一气，结果很轻松地拍死了另外95只苍蝇，我完成了任务，如果我要超额完成也很容易，书院弄那里的苍蝇多得不计其数，蔚为壮观。
从一滴水中可以看见大海，后来我就列出了一道富有哲理的公式：
南方＝书院弄＝95只苍蝇
公式是否成立，熟悉南方的人可以参加讨论。
一个下雨的早晨，梅家茶馆空荡荡的，茶客寥寥，姚碧珍与李昌一个坐在桌子上，一个坐在椅子上，对唱《双推磨》。姚碧珍从前唱过摊簧戏，把个情焰汹涌的嫂子唱得煞有介事、丝丝入扣。李昌则挤眉弄眼扬首弄姿的，完全违背了人物原型，也糟蹋了地方戏曲艺术。
一个茶客说，李昌，你别唱了，再唱我的茶就发臭了。
这时候看见红菱姑娘从雨中撞进茶馆大门，浑身精湿，标准的落汤鸡形象。她以一种极其惶惑的目光朝唱戏的听戏的扫视了一番，然后踉踉跄跄地朝楼上走。红菱姑娘的异样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姚碧珍立刻从桌上跳下来，追上了楼。
“你死哪里去了？水瓶都空的。“
“我见今天客少才出去的。“
“你死哪里去了？“
“医院，去看病了。“
“看病，你别撒谎，你会有什么病？“
“我真的有病，骗你是畜生。“
“谁管你有病没病，下楼灌水去，“
“我有病，一点劲也没有，你让我躺一会儿吧，医生说要躺三天呢。“
“躺三天？你到底得了什么富贵病？“
红菱姑娘摇了摇头，咬着嘴唇坐在床沿上，她的双腿有意无意地绞在一起，她坐在死鬼金文恺生前睡过的床铺上，发黄的头发上还在不停地淌着水珠。姚碧珍双手又腰，审视着木偶般毫无表情的红菱姑娘。忽然姚碧珍冷笑了一声，她说，骚货，我知道你是什么病了，你是偷偷跑出去打胎了。
“不是，医生说我营养差，要多吃肉。“
“是谁的种？李昌的？“
“不是，医生说只要多吃肉。“
“多吃肉，你也不怕撑死？一顿吃三碗饭，还要吃肉？“
红菱姑娘抓到一块毛巾，擦着头发和脸，她的目光现在无动于衷。姚碧珍继续审视着她，目光由上至下，停留在红菱姑娘身子比较隐秘的地方，她突然踢了一下红菱的脚，说，把你的腿叉开。红菱下意识地松开了紧张的双腿。姚碧珍的火眼金睛立刻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证据。红菱姑娘薄薄的化纤裤子上，有一滩隐隐的血迹。
“我说呢，你的屁股怎么看也不对劲，“姚碧珍说，“几个月了？“
红菱姑娘至此完全失去了抵御能力，她茫然地扳起指头，扳到第三个指头，停住了，她说：“大概三个月，“
姚碧珍翻了翻眼睛，她也在心里算了一下，算完了她说：“这么说，我冤枉了李昌。还真没李昌的事。“
红菱说：“老板娘又拿我开心，李表哥那样的，怎么能看得上我？“
姚碧珍说：“那么要不要我给你们牵个线？“
红菱说：“他怎么看得上我？“
姚碧珍朝地上呸地唾了一口，然后换了一种温和的口吻：“告诉我，你肚子里是谁的种？“
红菱说：“不能说，说了你也不认识，他在北方老家呢。“
姚碧珍说：“哎哟，你还假正经，说吧，我就喜欢听这些事。“
红菱说：“不能说，你打死我也不说。“
姚碧珍说：“你要说给我听了，这个月多付你五块工钱。“
红菱沉默了，她的手在床铺上划来划去的，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姚碧珍：“你说的话当真？不骗我？“
姚碧珍说：“老娘说话算数，从不反悔。“
红菱说：“你要真给我就真说了。“
姚碧珍说：“说吧，一句话值五块钱呢。“
红菱闭上眼睛，很干脆地说出两个字。
我爹。
姚碧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追问道，是谁？
红菱这回睁开了眼睛，漠然地迎着姚碧珍凑过来的脸，她又说了一遍。
我爹。
这回姚碧珍听清了，她拍了一下巴掌喊，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又问，是你亲爹？
于是红菱不得不冉说得详细一点。
我亲爹。
红菱最后拉住姚碧珍的衣袖央求，你可别告诉别人：你要是告诉了别人，我就没脸见人了。姚碧珍拍拍她的肩膀，说：我不告诉别人，女人知道女人的苦，你今天就躺一天吧，明天下楼干活。那五块钱下个月给你。
第二天还是个雨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关于红菱姑娘的新闻像雨水一样沿着生活区尽情流淌。几乎每一户居民都知道了这条惊世骇俗的新闻。在这个缠绵的雨天里，他们终于知道了红菱姑娘出逃到此的真正原因，从而感到如释重负。
我拎了一只酱油瓶子，打着一把油布伞走过和尚桥，看见桥下的梅家茶馆里人们眉飞色舞，处于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红菱姑娘站在老虎灶边，隔窗凝望桥上的人。她看我，我也看她，她不认识我，我却认识她。我就是不理解，在这种蒙羞忍垢的时候，她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朝桥上东张西望的。
我走进酱油店，听见卖酱油的女人问买酱油的女人，是亲爹还是后爹？买酱油的女人说，是亲爹，亲爹。
整整一条香椿树街，这类传言像雨水一样充沛，飘飘洒洒，或者就像冰雹打下来，打疼我的头顶。我又走过和尚桥，看见茶馆里的红菱姑娘依然故我，朝桥上张望，她除了看见一个拎着酱油瓶的少年，还想看见什么？我对她的厌恶之情油然升起，我模仿香椿树衔的妇女，朝我厌恶的人吐了一口唾沫。红菱姑娘只是眨了眨眼睛。
很久以前我信奉一种悲观哲学。人活着没有意思，人死了也没有意思，而那些不死不活不合时宜的隐居者有可能是时代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