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辈亦有应对之法，您放心好了。”孙纲说道，“总之，绝不会影响到国家主权和民生大计。”
他敢和李鸿章说这个话，并不是在用空话安慰老头子。
他确实还留了一手，专门用来对付那位罗斯彻尔德家的公主。
至于这个方法是什么，他目前还不便于向李鸿章以及任何人说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是一些yy书当中常用的“猪脚美男计之以身相许”。
不和李鸿章讲怎么回事，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在从现在开始的这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只要有了一定的起色，由国家财政来负担这些募集海军经费的“公债”，应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毕竟，历史上让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甲午和庚子两大赔款，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这些目前还存在于民间的宝贵财富，如果中国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到正经地方的话，中国其实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就能够快速崛起！
据孙纲所知，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的快速发展时期，一个是一战时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黄金时期”，另一个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国都是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快速发展起来了！
现在，自己已经让中国的和平发展时间大大的提前了，只要做好规划，小心从事，让中国保持住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就可以在西方列强反应过来之前，提前变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如此规模之海军。异日方可与俄海军一较短长。眼下虽投入巨大，但事关国运，不可吝匣时之花费，遗无穷无尽之后患。”孙纲对李鸿章说道。“不然，等俄国人准备好了来打咱们的时候。一切可就都晚了。”
“如今已经不是大清朝廷那会儿了。”李鸿章当然明白了孙纲话里地意思，知道他在提醒自己不要走清廷临时抱佛脚的老路。“国之大政，当预先谋画妥当，统筹全局，然后施行，”他看着孙纲笑道。“好钢必须得用在刀刃上，这个。老夫晓得。”
“您这么说，晚辈就放心了。”孙纲笑道，
“不过有一件事，老夫心里甚以为忧，而你对这些恐怕并不熟悉，帮不上忙。”李鸿章象是想起来了什么事，叹息了一声，对孙纲说道，“也许你说的那个帮你筹款的英国女子会有办法，可事关各国利益。她身为英人。当以本国利益为重，恐难为中国出谋划策。”
“您说说看。晚辈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孙纲看着李鸿章，微微一笑，说道，“记得是您教导晚辈地，遇人挡路绕着走，晚辈一直铭记在心，不敢或忘。”
“你这孩子只是怕这回不好绕啊！”李鸿章有些好笑地看着他说道，“老夫现在愁的，是如何把这进口税率提上来。海关关税那里，现在真是象吃刺猬一样，无处下口啊！”
孙纲一听李鸿章这么说，知道李鸿章现在也懂得了这个进口关税税率问题地重要性。
这些天他们几个政务院巨头在一起开会时商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中国工业和商业如何发展地问题，在孙纲的提议下，工业部、商业部和全国工商总会已经受命联合制定一个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五年计划”，并让“议政院”也参与了讨论，在“议政院”和“全国工商总会”里，以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为首的好多人提出来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目前存在的一个极为严重地问题，就是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过低，导致洋货地大量输入，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无力和外国竞争，因此发展极为缓慢，甚至于出现了萎缩。
由于过低的进口关税使中国海关丧失了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保护作用，“议政院”和全国工商总会的代表们纷纷要求“重订新章，一律加征”，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未来发展扫除障碍。
郑观应对此激烈的指出，“关税定税之权应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坚决否定中英《南京条约》当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
郑观应向政务院指出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地重要意义，说“凡我国所有者，当轻税以广去路；凡我国所无者，当重税以扼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济虚，莫要如此千万巨款权自**，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税政大有俾益，而于中国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他尤其反对中国海关雇佣外国人，说“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
郑观应地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以促进中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地主张，得到了“议政院”大多数人的赞同。
“议政院”和“全国工商总会”的人都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有效解决，即使有了好的规划，中国的工商业也会因为无法和洋人平等竞争而最终陷入困境。
这个如何修改中国进口关税税率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问题，现在就这么的摆在了李鸿章等人的面前。
中国的海关多年来一直是由外国人把持，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奇特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其实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和英国以及其它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而后来中国海关彻底为外国人所把持，则是因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导致中国海关无法正常运行，结果为外国人趁火打劫所造成的。
而李鸿章告诉孙纲，中国海关为外国所把持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语言障碍！
海关掌握进出口贸易税收，是中国和外国之间打交道最为频繁的地方，而不排除语言障碍即无从开展业务。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外语人才，这是清朝政府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盖因积习相沿，耻与外人相交，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而外国人的情况正相反，外国人跟外国人之间根本不存在语言障碍；而外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不少的外国人已经熟悉掌握了汉语，和中国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没有语言障碍，这也是当时中国官员不得不承认的，“互市二十年来，彼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优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耻于向西方学习，“习洋文者称洋鬼子徒弟，人多非之”，可就没有人想想连懂外语的人都没有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结果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国海关的业务，让会汉语的外国人来掌管中国海关的事务，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西方列强就此提出“兹因难得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执行约章关章上一切事务，唯有加入洋员，以资襄助”的办法，清朝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
一开始是雇佣洋员，而到后来，中国的海关官员也是由洋人来担任了。
就这样，西方列强以中国海关找不到“诚敏干练§悉外国语言之人员”的名义，把中国海关大权从中国人手中一步步抢过去，直接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了。
对于中国因为缺少懂外语的人才导致海关大权落入外国人之手的情况，李鸿章痛心疾首，曾在光绪七年（1881年）劝告过朝鲜政府，一定要重视对外语人才的培养，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朝鲜的税务才不至于落入日本人或西方人之手，“从前初开通商口岸，华人罕谙洋文洋语，收税事件雇用洋人司理。今朝鲜拟与各国通商，日本窥知朝鲜未谙西洋语言文字及税务事宜，难保不以管税一职自荐充当。倘雇日人司理税务，尤恐滋弊。只有暂雇西人之明白税务兼通汉文者，令其随同朝鲜所派管关官员，料理收税，较为妥当。并一面速选聪颖子弟，从所雇西人学习语言文字、税务事宜。学成之后，自无容再用西人矣。”
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一开始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去职后，则由英国人赫德长期担任这一要职。
当孙纲得知中国的海关居然是因为当时缺少懂外语的人才而沦于外国人之手的，心中着实郁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