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的五月，春夏交接之际，春未尽而夏初临。
御书房。
赵构手中拿着礼部转过来的殿试奏疏草案，心中若有所思。
省试已经结束，对于举子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殿试便即将进行。
赵鼎与李光还有礼部贡院等一干人在旁静静的等待着官家的批阅定稿和训示。
变法革新中的裁汰冗员，科举考试的缩编和减少，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一旦开了个好头，那么今后的科举考试的人才选拔和优质人才数量会更加精进。
对于赵构而言，殿试意味着科举最终的结果，也意味着形成好的范例，一点都不能马虎。
大宋的科举考试在仁宗朝时期是两年一次，后来神宗朝时改为三年一次。
后来历代皇帝皆沿袭神宗之制，都是三年举行一次。
按照祖宗之法，今年是绍兴十二年正好应该举行科举考试。
赵构将今年定为科举之年，并在去年秋闱解试之后，便进行春闱，将省试和殿试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进行。
非常之时用非常之法，当他提议之时赵鼎和李光等人便迅速执行。
因此到了五月之时，历经解试和省试之后脱颖而出的举子们，便马上到了面临殿试之际。
为什么如此急切的想要举行科举考试？
其实赵构对此事考虑良多，有他自己的想法。
一则革新变法中的科举改制需要及时推行和试验，二则需要一拨天子门生为自己和朝廷留一批可用之才，三则是新晋一批优秀年轻士子能为朝堂注入新鲜血液。
按照三年一次的科举，那个革新变法中关于科举部分的改革则需要快速推进待，如果让时间来等人，这是赵构不愿意看到的。
眼下所有的事情都在齐头并进的进行，都是环环相扣的，哪个环节都不能落下，这也是赵构急着科举考试的心情之所在。
大宋的科举考试分为三次，分别是解试、省试和殿试。
基本上算是沿袭了唐代、五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模式。
科举考试的类别主要有进士科、诸科、武举等等。
进士科中主要是参加殿试后取得名次的学子。
一般来说进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殿试的前三甲为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和探花。
其他二等和三等则根据参试人员来定，各代君王皆有不同的制度。
正因为大宋各代君王都有不一样的制度，赵构才正是希望形成非常符合时宜的科举制度，而非生搬硬套的去照搬。
“诸位爱卿，今次殿试乃是特殊之时行的特殊之法。礼部须勤勉主持，不得有任何差池。至于殿试，朕有几个想法，可参照实施。”
“自唐以来，殿试中进士者皆取总数之两到三成。我朝初时亦是如此，然仁宗皇帝仁爱，但凡参与殿试者皆可中进士。此法与眼下变法中裁撤冗员和清理补官格格不入。朕以为不可全取，择优取其中三成左右为宜。此为其一。”
赵构说的其实还是殿试之中取进士的人数。
举子们从解试再到省试，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杀到殿试。
可以说参加殿试的举子们至少是文采出众，出类拔萃的。
对于这些人才如果淘汰很多，或许也是人才的流失，所以从仁宗朝开始便取参加殿试的举子全部为进士。
这样的方式也是造成冗员和补官人数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没有了淘汰或许造成很多举子没有了动力，残酷的淘汰反而能够激发出举子们的潜能。
基于这么多的考虑，对于赵构而言，破除祖宗之法这便是其中之一。
“以往殿试重诗词与经义，而轻策论。诗词歌赋虽好，对朝廷助益无多。经史子集虽佳，对国家帮助甚少。唯有策论，明辨是非，开宗明义，以建言而解朝廷之困惑。朕以为应当重策论而轻诗赋与经义。此为其二。”赵构语重心长的说道，其中的道理是非常的深刻。
大宋朝为什么词人多入牛毛，大宋朝为什么词人大多是官员？
范仲淹、苏轼、晏殊和欧阳修等等等等，都是一等一的大才子，同时也是朝中之臣，有的还是朝廷重臣。
就是因为殿试重诗词歌赋，造成大部分的当权者文采斐然而处事不足。
文才是文才，文才高并不代表解决朝政的能力就强，这是两码事，赵构正是看到问题的实质而提出重策论而轻诗赋。
至于宋朝殿试的经义，就是以儒家经典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这个其实就是明清八股文的鼻祖，只是大宋朝之时经义还没有完全变味而已。
开科取士，不是为国家选诗人和儒士，虽然诗词歌赋是基础，也最容易区分优劣。
但开科取士的目的还是为国纳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撑起朝廷运转的基石与柱石。
所以唯有策论，既能针砭时弊，又能提出解决之法。
考验的不仅仅是文章的文采，更多的是对举子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的体现。
“科举考试科类繁多，进士科、诸科、制科、词科、武举、明法科等等。虽说为国取士，然种类庞杂，太过多于无用之科，造就过多无用之士。朕以为保留进士科、明科、武举和明法科即可。武举可适当增加人数。武举贵在精而不在多，然适当增加武举，可优中选优，朕不仅要将才，更要帅才！此为其三。”
赵构讲的其实是个科举考试中科目实用性的问题。
科举考试的科类过多，直接造成进士人数的增加。
而赵构既然要求进士取士只占殿试总人数的三成，那么就要相应减少实用价值很小的科目。
诸科更多的是考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等儒学经典。
基本上就是以经义类的后世八股文为主，因此这类不实用的科目裁撤自然是首当其冲。
词科更多的则是考诗词歌赋等等，对于举子的诗词造诣要求非常之高，对于经世致用的才能要求很低。
以眼下大宋的局面，选拔知行合一且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需求远远胜过诗词歌赋之才。
对于以中兴大宋和将来一统河山的诉求而言，能够处理政事和军务的人才才是当务之急。